赋予最高法院这方面的司法建议权能够有效改进制度细节。
张海涛：《如何理解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角度》，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2期，第53—61页。[71]见前注[2]，贝克书，第93页。
[53]而生命权力与法律则是一种竞争关系，法律总是与剑相关，而以对生命负责为己任的权力则需要连续的、调整的和矫正的机制[54]。令人遗憾的是，哈贝马斯只是对政治系统的权力媒介采取了抵制策略，却也忽略了作为媒介的权力如何贡献于社会建构和提升人的价值，由此也未再考虑应该建构这样的社会学理论，进而从积极的一面认识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47]参见宾凯：《法律如何可能：通过二阶观察的系统建构——进入卢曼法律社会学的核心》，载《北大法律评论》第7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页。而权力的这种生产性不仅关涉知识和真理，福柯也意在展示权力如何生产兴趣和欲望、如何生产身份和主体。此外，福柯还将所有的力量关系误解为权力的普遍化，而这对于同属批判理论阵营的哈贝马斯而言，实际则是权力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入侵。
[72]参见前注[65]，高宣扬书，第295—296页。[106]See Niklas Luhmann, Essays on Self-Refer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p.117. [107]例如，卢曼在《政治社会学》中指出：政治、行政和公众系统中，并不存在一个清晰和专属的关于人的分类。地方法院适用了触发原则，认为同时符合如下情况，执法人员行为将被认定为违法：（1）执法人员故意或鲁莽地引发暴力对抗，（2）执法人员实施的是独立的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行为。
上诉法院认为穆雷尼克斯的行为违法，认为其没有首先发挥阻车器的作用（即没有穷尽其他方式），且使用枪支的决定不是瞬间作出，在缺少紧急威胁时，使用致命性武力的行为是违法的。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官员合理但错误地认定可能的原因存在，并以他们认为合法的方式行事时，不承担个人责任，是否被问责应当依据行为的客观理性，即根据法律规定及掌握的信息，理性的官员是否可以相信搜查是合法的，与警察对搜查的主观看法无关。例如，曼兹案被发回重审，预留余地在于，警察在严重暴力犯罪的紧急情形中使用枪支，若被害人能够证明损害是警员在未经许可进入棚屋时能够预见的结果，则应当以未经许可进入棚屋这一违反程序规定的行为否定使用致命性武力的合法性。由于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决策者有时难以明确表达其价值偏好，甚至出现前后不一贯的矛盾现象。
进入专题： 警察执法裁量 情境审查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官员不是在解释和适用法律，而是在评估事实和行使裁量权，有限豁免权涉及事实的评估、裁量权的实施以及法律的解释与适用，且官员的责任及其豁免应当根据职责范围、裁量权范围和行为当时的情境[62]而有所不同。
第三，使用枪支行为是过度使用武力。四、有限主观审查的范围与标准 （一）有限主观审查原则的沿革 1.以客观理性审查为主的原则 Harlow v. Fitzpatrick案[41]修正了对有限豁免[42]进行主客观全面审查的模式，确立了审查的基本原则：行使裁量性职能的政府官员，只要其行为没有侵犯明确规定的、理性人已经知道的法定权利，就可以免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主观审查是有限的，源于审查成本、权利保障、职务问责、行为效力等考量因素。即时性情境中，模式一成为警察裁量的常态。
警察的主观因素，如恶意、愤怒被列入衡量行为合法性的因素。注释: [1] County of Los Angeles v. Mendez 581 U.S. _ (2017). [2] Graham v. Connor 490 U. S. 386, 396 (1989). [3] Tennessee v. Garner 471 U. S. 1, 8–9 (1985). [4] City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 v. Sheehan 575 U. S. _(2015). [5] 2015年2月17日13时40分，景某持1.5米长铁质撬棍对派出所车辆及值班室窗户、派出所大门玻璃疯狂打砸，张对其口头警告无效后鸣枪示警，景某没有停止打砸行为，反而手持铁棍冲向张，已冲到张近前时，张向其身体斜下方开枪。但是，在抓捕过程中警察先期违反了其它程序规定，比如，未表明身份，或者未经许可进入住宅进行搜查等，相对人产生误解并实施暴力对抗，引发可以使用枪支的情形。因为决策者不是绝对的理性人，其决策依托的信息及处理信息的能力是局限的，且决策受到复杂的心理机制的影响，包括在情况发生时对情况的认知与思考、决策者的情绪和态度、内在激励、先例的记忆及比对等。
事后查明，甲身上无爆炸物，自称持有的爆炸装置系包裹伪装。[43] Anderson v. Creighton 483 U.S. 635(1987). [44] See Whren v. United States517 U. S. 806 (1996); Bond v. United States529 U. S. 334 (2000). [45] See Brigham City v. Stuart547 U. S. 398 (2006); Delaware v. Prouse 440 U. S. 648 (1979); Michigan Dept. of State Police v. Sitz496 U. S. 444 (1990). [46] Butz v. Economou438 U.S. 478 (1978) [47] Ashcroft v. alKidd563 U.S. 731 (2011). [48]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67] Scott v. United States 436 U. S. 128, 138 (1978) 作者简介：李文姝，法学博士，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副教授。2.精准问责与执法权威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意见》提及建立依法履职免责制度和容错纠错机制。
房主休斯询问前门进入的警察是否持有许可令，警察称无许可令但有逮捕令，前门进入的警察并未发现戴尔。在对抗、偶发情境中作出即时反应，事实判断及措施选择存在可容忍的误差，误差在侵益性极强且不可逆的致命性武力使用中同样存在。因而，主观审查必须回应专长与经验，以识别警察眼中的危险。当时，曼兹和妻子（已在此居住10个月）正在睡觉，警察进入时，曼兹迅速起身抓起BB枪。我国与美国警察执法背景、规则有所差异，但权力监督实践存在相似争议。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法院的判决是对Connor案不必要的扩张，其依赖的因果标准是模糊的，枪支使用的合法性评价应当基于客观因素，而触发原则把审查引向警察的主观意图，扭曲了过度使用武力的调查。
警察使用枪支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需要对使用枪支造成的伤害负责？在Mendez案[1]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单独的、先期的违反第四修正案程序规定的行为，并不能否定之后的、理性的使用枪支行为的合法性，撤销上诉法院的判决，发回重审。[30] Vgl. Christian Stark, Das Verwaltungsermessen und dessen gerichtliche Kontrolle, in。
人的意志或意思只有外化为行动并对身外之世界产生影响，它才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48]，羁束行政行为符合形式合法性时，执法人员的主观意图不影响合法性审查结果。行动信息来自线人的情报，称在一幢民宅（房屋所有权归属休斯）中发现戴尔。
Kingsley认为陪审团的意见没有遵从客观理性标准，提起上诉。其三，合法性审查必须考虑到，警察经常在高度紧张、不确定的情境下，被迫对所需的武力程度作出瞬时判断。
以多元正义与情境理性、有限理性理论为基础，基于我国警察执法责任认定中面临的疑难问题，辅助域外案件，归纳警察执法裁量情境审查要素及方法：客观理性审查是基于事中视角，且禁止笼统地回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遵从这项基本标准，即如不能证明警察在使用枪支时有击毙的故意，不能仅仅依据相对人死亡或命中致命部位而认定使用枪支行为违法。景继续疯狂打砸门禁将玻璃砸出大窟窿并袭击门禁内值班人员，张透过窟窿对其持铁棍的右臂又开一枪。[50] Kingsley v. Hendrickson576 U.S. _ (2015). [51] See Whitley v. Albers 475 U. S. 312(1986); Hudson v. McMillian503 U. S. 1(1992). [52] White v. Pauly 580 U.S. _ (2017). 原告认为，White在先期出警警察之后到场增援，接下来3分钟先期出警的警察Daniel开枪。
本案的核心不是使用致命性武力是否合法，而是开枪制止高速行驶车辆的处置方式是否妥当，是技术问题而非规范问题。例如，技术发展使权利保护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文化背景中呈现不同的叙事。
[24]警察执法兼具裁决性与即时性、刑事性与行政性，采取即时性强制措施、作出行政处罚、实施行政许可与监督检查、日常接处警处理案件类或求助类警情时，涉及不同客观环境与主观状态，须建构符合警察执法情境特征的独特的正义准则。换言之，上诉法院的因果关系分析，仅仅是基于损害与使用枪支行为存在某种关联。
希恩案和曼兹案争议的实质是事中的客观理性审查的范围。FS Sendler, S.167(175). [31] Tennessee v. Garner 471 U. S. 1 (1985). [32] Graham v. Connor 490 U. S. 386 (1989). [33] White v. Pauly 580 U.S. _(2017) [34] Anderson v. Creighton 483 U. S. 635 (1987). [35] 参见姚建宗、孟融：《当代中国法律移植的反思和实用主义法律移植观的兴起》，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2. 绝对理性与有限理性的基本假设 绝对理性的基本假设认为，决策者是纯粹的理性人，有能力准确预估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合理地选择行为方案，以将行为效用函数的预期值最大化。参见曾云、刘艳梅与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违法使用武器、警械致伤、致死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4）佛中法委赔字第7号国家赔偿决定书。民警从前、后、左侧对其进行封堵，表明身份，要求余熄火下车。[8] 参见郭某滥用职权案，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5刑终372号刑事裁定书。
穆雷尼克斯在州际公路上方20英尺的立交桥上占据射击位置。其二，根据其他领域的标准分配社会商品构成不公正。
Scott v. United States案提及情境，客观地观察，合法化或者挑战着行为 [67]，由客观情境论证主观合法性为美国司法审查所认可，在德国联邦法院的BGHSt,NJW1999,2533案中同样得到印证：警察击发四枪，其中两枪命中嫌疑人头部，该案中，能否基于客观事实认定警察有击毙的故意是争议焦点。同样，触发规则在2015年的希恩案中也被激烈地挑战。
在甲乙双方长时间高度对抗的过程中，警察要求甲停止前进并解除随身爆炸装置，但甲没有停止，也没有采取解除行为，警察警告无效后开枪。在雷加驾车接近立交桥时，朝汽车开了六枪，之后，汽车接合阻车器，撞击中栏，翻滚两圈半。